作为创作者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电影中每个角色身上的生命力，这也是我拍作品的持续动力所在。在《蜜月》中我想让观众直接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充沛的非生理性力比较多。从每个角色身上的困境中描述出那些不可名状却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微妙情绪记忆。还有就是主流社会当中，当少数群体遭遇一些涉及群体身份的不公和威胁时，我看到的是自我怀疑，自我排斥和想方设法脱离群体，撇清与群体的关系。有的甚至会进一步怀疑自己的出生、性别、性取向、身份、家庭、信仰等等。这是时代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受此刺激我拍了这部片子，性少数群体也是遭遇类似问题的少数群体之一，在拍《蜜月》时，我选择同性问题为出入口，也使得它成为第一部直接涉及同性题材的维吾尔语电影，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社会价值。在创作方法上我通过时空的切换来寻求真实与谎言的界限和平衡点。在人物塑造方面我没有过多的关注人物的道德焦虑，因此本片的戏剧性并不强。在我看来，一个宿命论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们一般会把问题抛给时间来达到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