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第一部法斯宾德电影是《四季商人》，当时我12岁，是在寄宿学校里的一座能容纳大约20人的家庭影院。这部电影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的心，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期盼着法斯宾德的下一部电影。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几乎每隔六个月，就会有短小精悍的、怪诞而深刻的新作问世，它们把扭曲的镜子对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德国社会、小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对于十来岁的我来说，它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的德国现实，而这些电影给了我去了解这些现实的工具和手段。因此，我很早就开始了写作的尝试。法斯宾德的电影对近于荒废的德国电影业来说是一大福音。19岁的时候，我终于去了柏林，去探寻正在崩溃的现代结构，以及传奇的法斯宾德——他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声名鹊起。我很快就游历了那些可以接近我的偶像（即与他合作的明星）的地方，比如英格丽·卡文、库尔特·拉布、福尔克·施彭勒等人，他们常常在巴黎酒吧和萨维尼广场附近的百慕大三角地区买醉，或是庆祝他们的奢侈派对，我一开始不敢进去，只能“把鼻子贴在玻璃上窥探”。后来我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有幸和他们一起合作拍摄。法斯宾德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文化景观与他们风格迥异的电影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在国际上获得了声誉。他们是一个由赌徒、戏剧演员和兼职演员组成的同性恋团体，个性分明，来自四面八方：从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到乌发电影公司的资深明星。他们中的大人物，年轻的法斯宾德，是当时以及今天德国电影界唯一的摇滚明星，他往往戴着太阳镜出现，一身皮革，一副扑克脸，身边总是有两个同样穿着皮衣的保镖。他在戛纳糟蹋酒店房间，冷漠对待演员，放其他人鸽子，最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毁了自己的生活。他把同性恋前卫场面的怪异和解放带入德国电影和德国文化界，即使是许多与同性主题无关的电影，他也会进行象征化、美学化的处理。他的情节剧《十三个月亮》是独特的，以一种诗意却又夸张的方式讲述故事。你可以看出来，法斯宾德最初来自戏剧界的底蕴。他像布莱希特一样一本正经地讲社会寓言，《卡斯特婆婆升天记》就是一个例证。法斯宾德的血液里流淌着世间罕见的摇滚乐。他让每个人都出了名。名声也很重要——通过独创性从一个局外人的位置崭露头角，进而占据国际影坛关注的一席之地。法斯宾德与安迪·沃霍尔、简·方达、德克·博加德等名人都有过往来。他的追求越来越高，他的电影变得越来越神秘和疯狂，而他自己也渐渐濒临破产。个人生活和社会境况让他疲于奔忙，无论他精力多么旺盛似乎都不够。大马戏团、聚光灯、毒品，他创造的传奇最终吞噬了他。对我来说，他是柏林夜空中的一颗彗星，是在风中摇曳的霓虹灯招牌，是一块迸发鲜艳色彩来展示自己的巨石，同时它又具有战后德国社会冰冷、灰暗的底色，伴以所有晦暗的思想、悲观主义和自我怀疑。法斯宾德故事中的每一个破碎的英雄都是他本人的一块拼图，每当这些人物死去，他也就死了一遭。最后，他像真正的摇滚乐手一样死去，生命在碎片中耗尽，极度孤独。他在创作的熔炉中烧掉了友谊，然后继续前进。“尸体铺就了”他的道路。我们要感谢他留下来的39部电影。从惊险的情节剧到精彩的黑色喜剧，再到伟大的社会戏剧，应有尽有。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惊喜。虽然它们并非完美无缺。制作完美的电影并不是他的目标。他太冲动了，太情绪化了。为了制作这些写实的电影，他必须把生活融入其中。这就是症结所在。他没有退路，不像其他人那样可以匍匐前进。于他而言，艺术和生活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拥有极大的智慧和幽默感。在德国电影导演和作家中，他是独一无二且影响深远的人物。一切为了艺术和生活，仿佛没有明天。遵循这一座右铭就意味着不会变老。法斯宾德免于成为一个重复自己、无聊度日的老者。他在自己创作鼎盛的辉煌时期离开了我们，年仅37岁。